【黄宗洁书评】凝视深渊的爱──《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

2020-06-14|浏览量:711|点赞:234
【黄宗洁书评】凝视深渊的爱──《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

黄宗洁书评〈凝视深渊的爱──《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白》〉全文朗读

黄宗洁书评〈凝视深渊的爱──《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白》〉全文朗读

00:00:00 / 00:00:00

读取中...

罪犯的家庭往往既得承认孩子做了坏事,又无论如何得继续爱他,两者都很难。有些人放弃了爱,有些人则假装没看见孩子的恶行。……但罪人与罪行无法轻易切割,爱一个罪人,就是爱着这个人与他的罪。有人既看见也承认所爱之人黑暗的一面,且反因这样的认知而更爱对方,……一如李尔王小女儿寇蒂莉亚的爱,既黑暗又真实,既包容又牺牲自我。(《背离亲缘》下册p.259)

初次和苏.克莱伯德(Sue Klebold)的故事相遇,是在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的《背离亲缘》一书。这部作品以十种不同的「水平身分」为主题,带领读者重新思考身分、疾病与认同之间複杂的关係,也深刻刻画了当父母面对子女所带来的陌生世界时,他们的脆弱、动摇与挣扎。

《背离亲缘》里所讨论的家庭状况,无论侏儒症、自闭症、听障、思觉失调……没有一个是轻鬆的,所罗门指出,这些父母往往会同时感受到爱与绝望,并且不时在矛盾的情感中纠结着。但是,在各种未曾準备好的处境之中,身为「罪犯」的父母,要面对的绝望感恐怕是最複杂的。毕竟没有人会主张人能够自行选择要不要得到侏儒症,或是「靠着意志摆脱唐氏症」(《背离亲缘》下册,p.256),但对于犯罪与否,我们多半认为是基于自由意志决定的。于是当青少年犯下重大罪行,父母必然责无旁贷,甚至会被怀疑不是疏于管教、就是虐待子女。

《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白》,苏.克莱伯德着,李之年译,商周出版

但若他们并未如社会所想像的那般怠忽职守,却成为震惊世界的校园枪击案中枪手的父母,又会是什幺样的处境?除了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些父母还必须面对一个更残酷的挑战,那就是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陌生的孩子?如何在绝望之余,还能保有原本的爱?苏.克莱伯德花了十余年的时间让我们看见的,正是爱与绝望并存的可能。《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白》是苏在科伦拜事件的悲剧之后,用余生写下的,一部关于爱与黑暗的长篇叙事,非常疼痛,却也非常真实。

 

苏的儿子狄伦与朋友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所犯下的科伦拜校园屠杀事件,曾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校园屠杀惨案,不只影响后续若干校园杀手与无差别杀人案,更引发美国有关校园霸凌、枪枝管制、流行文化与暴力电玩的各种论辩。

表面上的种种证据看来,狄伦与艾瑞克的暴行,似乎并未背离过往对于青少年犯罪的认知:他们在学校受到排挤、迷恋暴力电玩游戏、私藏大量枪枝弹药,在被霸凌与愤怒绝望感的驱使下,才造成不可挽回之悲剧。过往探讨科伦拜事件的电影和纪录片,多半亦着眼于此。例如麦可.摩尔(Michael Moore)的纪录片《科伦拜校园事件》,就意在讨论枪枝管制与暴力犯罪之间的关係,并凸显枪枝贩卖的背后,乃是灌输恐惧的消费模式。葛斯.范桑(Gus Van Sant)的《大象》则试图将视野放回校园空间,交织着各种暴力发生之前,看似平静的碎裂日常。

至于法兰克.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在《英雄》一书中,则主张应把精神病理学看成「广泛蔓延的受苦形式」(《英雄》,p.74),并据此认为葛斯.范桑的电影触及了两人犯罪时的痛苦,以及「对寻求温柔感受的困惑,他们的挫折与寂寞,一路开展到他们最后的自我毁灭行为。」(p.73)贝拉迪并认为两人的犯行与资本主义和数位时代,年轻人在人格形成阶段时持续与机器互动,造成同理心与感性的钝化有关,大屠杀的背后其实是「新自由主义意义底下想赢一时的一种自杀形式。」(p.80)

 

这些观察与诠释的角度,固然都可提供思考青少年犯罪、大屠杀、无差别杀人等议题的重要面向,但事实却可能远比这些切入的角度更加複杂难解,就连艾瑞克和狄伦两人的状况,是否适合等同视之,一併放入广义的「挫折、寂寞与脆弱」而走向自我毁灭之途,都还有商榷的空间。

因此,在众多试图诠释与解答校园屠杀、随机杀人现象的作品中,《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白》之出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既是一个母亲的自白,也同时是一个关于人如何面对重大创伤的故事,当世界在你面前崩解,所有过往相信与建立的一切全都被毁灭,人该如何活下去?这不仅是对所罗门在《背离亲缘》中,有关罪犯父母处境之描绘的扩大与延续;书中对狄伦成长过程之回顾,更对「人何以犯罪」提供了不一样的观照视角。

《背离亲缘:那些与众不同的孩子,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寻找身分认同的故事》,安德鲁.所罗门着,谢忍翾、简萓靓译,大家出版(上、下二册)

苏这位杀手母亲的自白,颠覆了我们对于重大犯罪必然源于失能原生家庭之预设想像。出乎众人意料的,这不但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产家庭,从日记的片段和她充满困惑与悲恸的陈述之中,在在可以看出从事特教相关工作的苏,还是一个对子女教养非常用心的母亲──当然,任何人都可能用结果论回头指责,既然发生了这幺严重的杀戮,这对父母的教养必然哪里出了问题──这也是苏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试图解开的纠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你的孩子花了这幺长的时间策画自杀与杀人,你怎幺可能不知道?

 

后见之明的我们,固然可以根据这位母亲提供的蛛丝马迹,举证历历地指出她疏忽之处,但如果面对我们从来不曾怀疑过的亲人,而对方又刻意隐瞒自己的内心,谁又有把握绝对可以明察秋毫、防患未然?事实上,儘管线索不多,就连被视为主谋的艾瑞克,他的父母也绝非将子女置之不理的类型。狄伦和艾瑞克曾在高三时偷窃一辆厢型车上的电子设备,双方父母在案发后的讨论,哈里斯太太就明确表示要立刻「替他寻求专业协助」(p.231)。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幺做了,但答案很明显:心理治疗与精神科药物,终究没能挡下艾瑞克的计画。

这是何以苏在TED的演讲中,忧伤地感叹:「我们其实不知道或不能控制,我们所爱之人的思想与感觉。」这并非卸责或放弃努力,而是指出一个更深沉与阴暗的事实:无论我们如何深爱自己的孩子或家人,许多时候,仍然只能看见他们愿意透露的自我;或者就算看见了,也有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刻。这是因为人心与其作为,都远比想像中还複杂。

书中有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叙述,苏形容自己看到两人执行杀戮之前陆续拍摄的,充满仇恨、愤怒与暴力话语的「地下室录影带」,以及校园屠杀影像的冲击,儿子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彷彿王尔德笔下格雷的画像,俊美的形象被丑陋而邪恶的表情取代;但对她来说,更难以释怀的影像其实是他们在狄伦参加毕业舞会前拍下的画面:他满脸笑容地朝摄影机后方的父亲扔小雪球,在舞伴罗宾身上别上玫瑰,两人害羞地朝镜头微笑的样子。「若把这段影像给大家看,会更具启发性,也更令人恐惧,走投无路的人竟能如此高明地隐藏内心真实的感受与意图」(p.176)──此刻距离他在笔记中写下忧郁绝望的文字已经两年,而距离大屠杀的日期,只剩三天。

 

同样擅长高明隐藏的,自然还有艾瑞克。有些专家根据两人留下来的笔记与影像,判断艾瑞克可能是缺乏同理心与道德感的精神病态者(注1),狄伦则可能是忧郁症加上精神分裂型人格违常(p.192-193,199),这说明了为何艾瑞克和狄伦在偷窃后接受「转向辅导」时甚至可以提前结业,并被谘商师评估为预后良好。精神病态者往往擅长操纵人心,甚至可能深具魅力。艾瑞克的笔记黑暗暴力无比,但他们两人并非如同某些报导所呈现的刻板杀手形象:全然孤立、没有任何朋友,终日沉迷电玩,最后才相濡以沫地走上绝路。

因此,与其说《我的孩子是兇手:一个母亲的自白》一书,试图以加害者家属的身分提出不同于舆论和媒体所塑造的杀人犯形象,不如说苏想藉由那同样真实存在过的,一个母亲眼中的狄伦,提醒社会大众,将兇手的形象刻板化或许能让许多人较为安心,认为科伦拜事件只是特例,和多数人的生活无关,但真相却是:「人心其实更为脆弱,且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釐清。」(p.91)任何人碰上了苏的处境,都未必能阻止悲剧发生,因为如同当代许多犯罪研究所强调的,将犯罪完全视为个人意志或社会责任,都是充满偏狭与盲点的迷思。

《被误解的犯罪学:从全球数据库看犯罪心理及行为的十一个常见偏误》,汤姆‧盖许着,尧嘉宁译,脸谱出版

汤姆‧盖许(Tom Gash)就曾在《被误解的犯罪学》一书中,以众多实例论证「我们对于犯罪、人性和社会许多根深蒂固的信念,根本毫无依据。」(p.20)而在众多迷思中,最核心的两套模式,就是「英雄与坏人」以及「受害者与生存者」,前者认为犯罪乃是基于个人道德的堕落,后者则主张犯罪常是受到不利的环境影响。这两种主流观点固然都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却也同样有着巨大的局限,轻易就可找出无数例外状况否定上述模式。若仅执着其中一种观点,用单一的理解框架套用在不同的个案身上,往往都是见树不见林。

 

如同盖许所提醒的,「人的环境和经验会以複杂的方式,进而和他们的生物性相互影响,其实很难理得清楚其中脉络。当我们试图解开这个交错的网络时,其实我们对什幺都不确定。唯一能确定的是我们的经验、社会脉络和其间的互动都具有重要性」(p.198),他认为我们太常假设犯罪是一个实体,彷彿一个医学上可以定义的症候群(p.185),但很多犯罪行为往下挖掘,就会发现它们彼此不见得那幺相似。犯罪不是单一概念,犯罪者更不是。我们可以把所有校园枪击或是随机杀人案放在一起讨论,但不表示它们背后的成因适合用同样的框架来描摹,更难以轻易将原因全盘归咎于个人、社会或家庭。

更可能的状况是,我们永远无法釐清所谓的真相。人性深不可测,宛若无底的黑暗深渊,深渊里打捞上来的,可能是绝望、忧郁、脆弱、创伤与暴力,也可能是纯然的恶意──我们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有些犯罪与犯罪者,并不总是基于家庭社会的失能──但更多时候,它们可能混生成更混沌难明的存在,人原来可以在绝望求死的同时又嚮往爱,在暴力杀戮之中又保有一丝同情。这个事实令人不愉快,也可能滋生出新的恐惧,但否认它,并无法让我们更靠近真相。

就像苏在〈后记〉中,以狄伦喜爱的摺纸做的形容,一张方形的纸,如同变魔术一般瞬间变成新的样貌,而每一个成品之中,都隐含着无数複杂与不可知的摺痕。科伦拜事件对她而言也是如此,她必须「看着一个男孩化为禽兽,然后再回到男孩的模样。」(p.318)对很多人来说,男孩的模样就算再度摊平,也不再是没有摺痕的那张纸了。但身为男孩的母亲,那每一个不可知的摺痕,都是她用尽余生想要理解的轨迹,她的爱包含了那些摺痕,包含了男孩与他的罪、他的恶,那是凝视深渊的爱。

注释:有关精神病态者,可参阅罗伯特‧海尔(Robert D. Hare, PhD)《没有良知的人》(台北:远流,2017),笔者之前曾于2017.12.1对该书进行评介,在此不赘述。

本文作者─黄宗洁

国立台湾师範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学士、国文学系硕、博士。长期关心动物议题,喜欢读字甚过写字的杂食性阅读动物。着有《生命伦理的建构》、《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牠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现任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

上一篇: 下一篇:

相关推荐